自我介绍

邓钟翔：我叫邓钟翔，2012年入行做酿酒师。

　　我在北京化工大学读生物专业，毕业去了中石油，跟设备、机械、厂房打交道，我不是特别喜欢工业的东西，就去了一家法国葡萄酒销售公司，干了一年葡萄酒销售。虽然卖葡萄酒，但是完全不了解，我在国内没有见过葡萄园，也没有见过酿酒葡萄长什么样子。

　　正好我们学校有一个出国的机会，以预科生的身份来到了法国的下诺曼底学法语。之后在勃艮第大学葡萄酒学院酿造专业，一个硕士专业，想进入这行就必须拿这个法国农业部颁发的“国家酿酒师”文凭。

　　我是一个特别崇尚简单自由的人，做销售需要天天带着目的跟别人打交道，特别功利，很累。学习过程中有很多在酒庄里做实习的机会，发现自己挺喜欢这个专业。学完了以后2012年就回国来找工作。

　　我做什么事情都喜欢让别人来找我。站在一个高点，让别人都看到我。

　　我在法国第戎做了第一届“发现中国葡萄酒”的活动。当时弄了17个中国酒庄，8家专业媒体，还有法新社。本来准备在学校的小会议室做，后来到了100多人，最后在学校的大礼堂，我们院长都来出席。大家挺好奇：一个中国学生怎么搞了个这么大一个活动？就是因为这场活动，我跟国内的酒庄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。

　　回国之前在网上已经预签了几个酒庄，云南敖云当时刚刚筹建需要人，我过了第二轮香港的视频面试，如果不是我回宁夏探了一圈儿，可能第一站就去敖云了。来到宁夏之后，当时是立兰酒庄的邵总接待我的，我更喜欢这种百废待兴的状态，就加入了立兰。

　　2014年我开始自己做“兼职酿酒师”，没有什么名气，所以没人请我。为了养活自己，我也做葡萄酒销售。过了2014、15比较困难的两年，找我酿酒的人就多了，有三四家酒庄打底，基本收入得到了保证。从2016、2017年开始。我开始跟我太太成立自己的公司，开始酿自己品牌的葡萄酒。

　　随着酿的酒多了，在业内得到越来越多的高口碑评价，在大赛里得到一些金奖，大金奖，越来越多人来找我酿酒。

　　我现在的业务是两块儿，一是我签约的九个酒庄，加上醉鹅娘是十个；二是我自己的两个品牌：时光机和若山。未来我要建自己的酒庄。

朗伯柯：我觉得你目标非常清晰。

　　邓钟翔：我虽然比较随意，讨厌功利性，但我做的事都是有目的性。比如我不愿意参加各种饭局。刚从国外过来的时候，经历过“水土不服”，原来大家不太习惯，时间长了都知道我的性格，现在就过得比较舒服了。没有人会专门打电话过来让我陪着去喝酒，找我有事情，一定要跟我约时间。工作职责范围内我一定去，跟酿酒无关的事，就看情况。我的工作现在特别简单。每家公司就跟两个人打交道，一个是老板，另一个是技术负责人。之所以能做这么多，就是杂事我不参与。

　　我基本上不参与什么活动，并不是故意的，因为工作太累太忙。我专注于本身的发展。所有遇到的“同路人”，一些合作伙伴，跟我站在一条线上，是因为我们能共同发展，有共同利益，有更多诉求和目标，往前走的时候我们目标一致。

　　什么是真的私交？是要经历过生死，一起打过仗，一起扛过枪，这叫私交。

朗伯柯：“让别人来找我”，这个概念从哪里来的？

　　邓钟翔：从小我一直就喜欢做一些简单的事情。我说“简单的事情”是指它最后的结果是简单的。但为了后续的结果简单，我愿意在前期付出，前期可以设计很复杂，做一些预期管理，把各种各样的问题考虑到，出问题的概率低，会省很多的精力和时间。

我一直觉得人不能太苦，我做酒还不错，是因为我生活过得很舒心，所以我酿酒能更加得心应手。当一个酿酒师连生活都成问题的时候，酿酒是非常困难的，他会考虑好多因素，比如首要因素可能是酒酿出来要卖给谁。我要考虑的是酿出更好的酒，整个工艺设计的时候就可以更加创新，大胆做我自己想做的。

　　所有人都对我特别放心，因为我既然答应了，就一定把事情做到。信用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

朗伯柯：你是一个特理性的人吗？

　　邓钟翔：我是个理性的，但内在是非常感性的，我是个很容易被感动的人，但我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方式特别理性。

　　对我而言，我的家人已经给我足够多的情绪支持。我是一个情绪点很低的人，不需要有很多人关心。我太太，我的小小朋友，我的父母，有他们给予这种情绪，我不需要额外去寻找。这一点是家庭带来最大的变化。我一点都不慌，因为有他们在这里。

　　我的原生家庭是一个特别普通的工薪阶层的家庭，我的父母辛苦了一辈子，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已经给了我最好的，绝对的100%的爱。

　　我是在贵州山里长大的小孩，只能通过考大学这种方式离开那个地方。我一点都不喜欢我的童年，它是很压抑的。这种压抑其实很简单，就是环境太单调。读书太累了，我讨厌读书。家里比较穷，不可能培养其他爱好。小时候唯一的娱乐是看电视，那是没有办法的事，只能通过电视来了解外面的世界。

　　在法国我一直是打工过来，半工半读。能挣钱就啥活都干。现在回过头来看，它磨练了我一个比较坚韧的性格。我把困难看成一种常态。在我看来，要做事情如果不困难，这件事情意义就不大，正是因为有困难，大多数人做不成，你把它做成了才有意义。

　　其实我是内刚外柔。我执行事情有标准，同时跟谁都有礼貌。我觉得法国人的习惯特别好，在法国养成对所有人都平等对待，众生平等就是自由平等。留学这几年教会我很多东西。

朗伯柯：留学这几年，除了这种自由平等的观念，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？

　　邓钟翔：求生的能力，谋生的能力。原来大学毕业之后是家里人给安排的工作，吊儿郎当地干着，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嘛，我是在留学过程中确立了人生的目标，确立了做事的方法，习得了养家糊口的意识，知道要独立了。这很重要。

　　哪怕在国内领了工资，可工作都是家里人帮着安排的，那不叫独立。独立就是强烈地想要活下去，强烈地要拿到什么东西。我当时在法国就强烈想要拿到这个文凭，拿到这个文凭之后，我就能干下一步的事情，如果没有这个文凭，我会死掉的。

朗伯柯：你说“求真”是什么意思？

　　邓钟翔：我们这个专业是特别务实的一个专业。酿酒这东西你给予多少，它就回馈你多少，我把这叫“农民理论”，农民理论就是：春天做春天的事，秋天结他的果，春天需要耕种。

　　在我们宁夏，需要把藤放出来，在法国也是一样，它需要出芽，需要展叶，冬天的时候需要修剪。就是你在每个阶段需要干每个阶段的事情，至于结果怎么样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但如果你前面这些工作没有做好，到后面它结的果子就不理想，我把它称作特别朴素的“农民理论”。这是告诉你：做事情是需要付出的，有付出才有回报。

　　只有真正在这个行业里面，你才能感受到这种道理。大道理谁都会说，但你是否真的明白，能够理解？需要你亲身去体验。

朗伯柯：你说私交要经历过生死才可以，说说你太太吧。

　　邓钟翔：有人说“婚姻是一场共谋”，它是真正的人生伴侣，真正的战略合伙人，意思就是分开了会伤筋动骨，不光是财务上的，精神上也是一样。最坚强的后盾，对我来说就是我太太。

　　我们是在宁夏认识的，在一场酒会上。她也刚刚从法国回来，她在法国Suze La Rousse学侍酒师，回国的工作是帮宁夏大学做留学的项目。聊的时候突然发现我们是一类人。

　　我当时想做酿酒顾问，也没什么人请我，她知道我要做酒的时候，她就说她攒了20万的结婚基金，直接一把甩给我，说“你拿去酿酒”。我当时那种感觉就是天使投资人！那时候只是男女朋友，我就说“你入股我们一起做”。那时候我一文不值，穷困潦倒，所有都不顺。

　　后来就觉得她人特别好，特别的单纯，性子跟我一样属于比较直的这种，她考虑事情更单纯一些，她是属于纯粹主义者，不会耍小心眼，小心机之类的，我觉得特别好。

朗伯柯：从2012年算起，到现在12年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你碰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？

　　邓钟翔：我因为事情太多，做顾问也自己创业，最大的困难就是信任感的建立，而它伴随名声以及自身实力的提升会逐渐加强。

　　就跟酿酒一样，有些东西急不得，它需要时间，时间到了，自然一切都有了。我整个发展的路线一直都是平的，做到第八年的时候突然开始向上，这一两年做更顺了，做啥事情都特别得心应手。

　　今年我们遇到一个特别难的年份，但是所有的庄主都特别信任我。当时特别紧急，我没时间跟他们解释，我说你们必须这样做，大家都没有任何犹豫立马去办。这一点让我觉得特别感动，因为大家非常相信我。而我也投桃报李，你相信我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受任何损失，再复杂再累，我也得把这件事办了。

朗伯柯：你的理想？

　　邓钟翔：我的女儿在这里上学，我太太在这里，我一家人都在这里，我为什么要跑去其他地方呢？我不是要做什么膜拜庄，做一万块钱，两万块钱的酒，没有，我就希望做一个精品酒，300块钱到500块钱之间，能够一直运营下去，所有人买了以后不骂我。如果我卖个1000、2000、5000块钱的酒，其实这酒还不错，但因为这酒卖得太贵了，大家都在骂，我不想干这种事。

朗伯柯：你对中国市场的期待？

　　邓钟翔：我觉得中国是特别复杂的一个市场，现有的整个市场确实消费比较疲软，这是实际情况，是大环境造成的，不是说只是葡萄酒市场疲软。房市车市股市，所有的市场都疲软，整个大环境是疲软的。

　　但是葡萄酒是美好的，市场再疲软，提供美好生活的这种东西不会消亡的，要提供的东西一直好。它只是短期没有增长维持现状，但是不代表它没有发展。人类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。

　　很多行业是转瞬即逝，那是赚快钱的，而酒行业从来不是赚快钱的。你可以用一生的时间慢慢来做这件事情，只要不着急，只要做的东西足够好，就不会死的，你饿不死。困难肯定都有，人人都有。非要说生意做的多大，看看那些生意做大的人，他们现在压力有多大？

　　什么事情有意义？我觉得小而美的东西是有意义的。打个比方我投100万，我能有100万的利润在外面，有人说这是暴利了，但是对我们葡萄酒行业，说句实话这是比较理想的财务状况。人生为什么一定要做到把摊子做到100倍以上，把利润降到10%，大多数人都是这么干，一个人要要负担起n多人的生计，一旦市场出现了问题，最受冲击的就是老板自己。

　　所以我一直希望做小而美的东西，我希望我的生活不要承担太重的压力，自己扛得动的压力，我不断带着大家往前走。至于能做多大，我没想过，但是我是希望一开始就是一个农民，慢慢做起来以后，今天收片儿地，明天收个厂子，最后变成一个酒业集团。

　　以后也许做好了一个葡萄酒庄，还可以做个米酒庄，黄酒庄，我做所有的东西都不离开酒，都是我的兴趣范围。只要是酿酒，我就感兴趣。但是必须要先专注于本身，我是葡萄酒出身的，所以我一定在行业之内做到顶尖，至少在小范围之内，我一定是最好的。就是你在找这个领域内那个专家的时候，没有别人可以找，第一想的名字就是我，那说明我在这个领域立下来了。

朗伯柯：请你解释一下“葡萄酒是美好的”这句话。

　　邓钟翔：我当时进入葡萄酒行业，认识我太太，都是因为我们喜欢喝葡萄酒。这个液体太美妙了，葡萄酒是享乐主义。如果把它定义为消费品的话，就会以工厂化来做产品，纯粹叫做“产品”。

　　我是酿酒师，葡萄酒酿造出来，我从来不把自己做的叫做工业品。它不标准。正是因为它不标准，它不完美，所以它具有无比强大的吸引力。它是享乐主义，我喝葡萄酒从来不是因为对健康有好处。喝酒的人从来不在乎这些，酒是美好的。酒神巴克斯或者是狄亚尼索斯，本身就是享乐之神，是享乐主义的代表。大家喝酒是为了快乐。

朗伯柯：你怎么解释享乐主义？喝酒是为了快乐，是因为里面的酒精吗？

　　邓钟翔：不仅仅是因为酒精。如果因为酒精，喝威士忌、白酒就可以了。是因为葡萄酒本身它美妙，它是不同的。尤其对我们酿酒师来说，每一片地出来的这种“风土葡萄酒”，风土的概念是法国人提出来的，这个概念提的有点滥，但是“风土”真有在里面！但你不能把“风土”当成前提，它得好喝。所有的概念都是过犹不及，永远不要把一个概念过于神话，或过度解读。

　　但它就存在在那里，宁夏有宁夏的风土，香槟、勃艮第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有的风土，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。哪怕仅在我们宁夏，我酿的地块比较多，从北边的银川产区、石嘴山产区到南边的青龙峡红寺堡，每一块区，隔一条马路、隔一条山、隔一片湖、隔一个水库、旁边有两排白杨树、或者种了一点香椿树，种出来的葡萄就是不一样。哪怕同样的管理方式，何况每个酒庄的管理方式还不一样。这种东西特别好玩。

　　我太太去法国Vinitech设备展，回来跟我说，看到一个AI全自动智能发酵罐，问我慌不慌。

　　我慌啥？我才不慌呢，你怎么体现特点呢？全自动发酵无非就是做了一个很中庸的工业化产品而已。成功的工业化产品到处有，老早就出现了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我从来不担心我会失业。

朗伯柯：为什么会喜欢葡萄酒？

　　邓钟翔：真的是因为它好喝。大多数人不喜欢喝葡萄酒，是因为没喝过好喝的。我有太多的经历，带着我的大学同学和朋友，完全跟酒行业无关，品尝我罐里的酒，他们说：原来葡萄酒是这个味道！

　　他们也买，但是买到的是促销的工业化产品，价格也差不多，因为渠道成本比较高，也好几百块钱，但就是不好喝。

朗伯柯：未来中国葡萄酒它的理想状态是什么？

　　邓钟翔：未来，中国葡萄酒应该是世界葡萄酒一角，它跟进口葡萄酒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。中国葡萄酒最理想的一个状态是它处于真正自信的状态，就是我们就是中国葡萄酒，我们是中国宁夏的，我们是中国山东的，我们是中国某一个产区、甚至是某一个酒庄子产区的葡萄酒，而我们代表了这个产区的风格和特点。你在喝波尔多、勃艮第、纳帕的时候，偶尔也会想喝宁夏贺兰山东麓，想喝一喝河北怀来。中国葡萄酒应该是世界葡萄酒版图的一份子。

　　我喜欢葡萄酒，因为喜欢它的多元，喜欢它的不一样。做酒也是，我可以多尝试在不同的酒庄，对每一个园子的想法不一样，我可以带不同的酒庄，以不同的设备，不同的执行团队，不同的地块，不同的管理方式去做不一样的酒。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职业最大的一个吸引力和挑战，我喜欢这种不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