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élène Thibon：自由，因为这意味着一种自主的开发方式。我们有7公顷赖以生存的土地，葡萄带给我们和家畜食物，养活我们。我们有马，它在田里干活，还有鸡、鹅、蜜蜂。
概念
用3个词表述生物动力法
Jean-Pierre Fleury：生物动力法使得土地里重的物质，与空气、光明和温度产生回响和共鸣。
Stéphane Tissot：我并不认为生物动力法是目的，而是一种工具，为了葡萄酒直到酒窖中都在进步，并使得风土得以更好地表达。
Jean-Dominique Vacheron：一种土壤和葡萄园中的生命的平衡，一种现代的操作方式，与玄奥和诗意分开吧，那让我有点累。
Pierre Vincent：一种哲学，一种生活艺术，尊重生命。我是在一个农民的逻辑中，而非教义。
Nicolas Raffy：一种敏感而感性的方法，更少依赖葡萄种植的工作链条，而是生命、大地和宇宙的力量，而相互作用相互影响。
缘起
什么唤起你对生物动力法的热情？
Hélène Thibon：我曾经面临土壤和葡萄不平衡的问题，而有机并没能彻底解决。我的丈夫在一次培训之后兴高采烈地回来，培训是在博若莱产区的Clessé，吉列莫特·米歇尔酒庄（Domaine Guillemot-Michel）。那里的葡萄和酒的质量，还有遇到的人，把他整个改变了。
Jean-Pierre Fleury：可能需要上溯到我的孩童时期，因为我那时的愿望是成为天文学家。1968年在我结婚后不久，我和太太读了一本书《沉默的春天》（Printemps Silencieux），作者是雷切尔·加森（Rachel Garson），一位海洋生物学家，他讲到了农药的影响。
我们决定给儿孙留下一片健康的土地。所以从1970年起，在葡萄园里，我们就不再使用化学除草剂了。
Stéphane Tissot：跟前辈酒农的接触，包括卢瓦尔河谷产区的尼古拉·乔利（NicolasJoly），纳迪·福柯（Nady Foucault），以及马克·安吉利Mark Angeli，还有阿尔萨斯产区的马克·克雷登威斯（Marc Kreydenweiss）和奥利维尔·鸿布列什（OlivierHumbrecht），还有酒窖主布鲁诺·奎诺（Bruno Quenioux）。
当我们先到达有机之后，就开始堆肥、用草药，观察月相，然后就只差实施了。
Jean-Dominique Vacheron：与酒农的交流，他们都本着一种实用的观点，也都有很好的葡萄园。这对我非常重要。最终决定开始的，是与拉洛·比兹-乐桦（Lalou Bize-Leroy）和加斯顿·休特（Gaston Huet）的相遇。
Pierre Vincent：90年代初，我是从一个极其简单的观察开始的：大部分的名庄都采用生物动力法，这就让我对此感兴趣。
后来，我在武热雷酒庄（Domaine de la Vougeraie）工作，那里也是采用生物动力法。当我2017年来到乐弗雷酒庄（Domaine Leflaive）的时候，安娜-克劳德•乐弗雷（Anne-Claude Leflaive）和皮埃尔·莫雷（Pierre Morey）已经把酒庄转型了。皮埃尔对我说，他已经烦透了化学，土壤没有了生命。
Nicolas Raffy：很多的质疑和观察让我逐渐改变模式，改变自己的视角：把植物看做是一个有生命的存在。我们希望并且需要更加锚定在日常的耕作方法。我们寻找一种平衡，例如对老藤的再生。
怎样学习生物动力法的？
Hélène Thibon：我们开始的时候有一个顾问，我不愿意说出他的名字，他让我们浪费了2年。因为他，我们给自己建了一座高高的山。但是后来我们邀请皮埃尔·马森（Pierre Masson），他马上让我们有了信心。是他教导了我们。
Jean-Pierre Fleury：最开始我是自学成才，读斯坦纳的书。他的书让我立刻就有了感觉。后来1989年我邀请弗朗索瓦·布歇（François Bouchet）来到酒庄，他教给我怎样可以再次给土壤以生命，使得葡萄更有抵抗力。从1989年开始，我就转型了3公顷的葡萄园。
Stéphane Tissot：我不是靠书本而是从与人的交往中学的。我并不是斯坦纳的粉丝，他给出了一个不错的菜单，但我们不应该被这个菜单限制。我们跟皮埃尔·马森（Pierre Masson）学习了两年，他教给我们基础知识。
更多的是在跟“产地复兴协会”的同僚们学习的，我2002年加入协会。在那里我见过拉洛·比兹-乐桦（Lalou Bize-Leroy），乐弗雷（Leflaive），戴斯（Deiss），特拉培（Trapet），吉布洛（Giboulot），等等。这些“名人”阵容让生物动力法更可信，不仅在法国，也在世界范围。
Jean-Dominique Vacheron：1997年我进入酒庄开始工作时，我们邀请了弗朗索瓦·布歇（François Bouchet）作为顾问。那时候理论有点玄奥，还没有足够的实践方法。第一次的接触让我减少了一些兴趣。后来皮埃尔·马森（Pierre Masson）和我们重新开始。布歇再次返回酒庄的时候，就好多了。
Pierre Vincent：在学校学习酿酒的时候，生物动力法完全不存在。我是参加了多米尼克·马塞诺（Dominique Massenot）和皮埃尔·马森（Pierre Masson）的培训。同时土壤学家和农民伊夫·赫迪（Yves Herody）的教诲对我帮助很大。
Nicolas Raffy：我们是2000年初跟弗朗索瓦·布歇（François Bouchet）学的。同时我也对让·米歇尔·弗洛林（Jean-Michel Florin）写的书感兴趣，并且听了他的讲座。在整个转型的过程中，我们从其他的酒农的交流中吸收了很多营养，包括：蒂埃里·杰曼（Thierry Germain），乔•兰德龙（Jo Landron），伊曼纽尔·卡兹（EmmanuelCazes），奥利维·皮顿（Olivier Pithon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