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地竞争，新加坡有些地方超越香港，香港有些地方占了优势。新加坡取胜的一个显著重点是公共设施的方便。在香港，公共厕所以及让你为婴孩换尿布的地方很少，比在沙漠里找到椰树还要困难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香港在食物方面胜出。如果你喜欢中餐美食，新加坡排在香港后头（除了肉骨茶）。新加坡小贩和厨师似乎一定要在每一道菜加入蒜头、胡椒，无论是鱼、带子、猪肉、鸡肉或面条。至于新加坡人，似乎不蘸上辣椒或其他酱料就无法将食物送入口（基本上，叉烧饭的浓稠甜酱已使它成为一道甜品）。

　　作为一名葡萄酒记者，无论是去到香港、波尔多、伦敦、东京或悉尼，人们经常会问我，新加坡会不会取消葡萄酒税,以便和香港竞争（香港在2008年2月取消葡萄酒税）。我不是政府，无法给予官方的答复。我只能根据观察，提出个人观点。

　　香港在十多年前，就确认葡萄酒为具有潜能的交易货品。新加坡却只把它当为消费品，由新加坡公民、居民或旅客饮用。因此，问题只在于是否要收税及收多少税。以香港来说，它们认定葡萄酒不只是消费品，而是能够由海外买家与卖家进行交易的产品，未必牵涉到香港人，也可能是香港人买来卖到其他地方。

　　香港看到葡萄酒带来的商机，认识到葡萄酒展览会及其他葡萄酒活动的发展空间。这些商业活动，能够吸引外地人前来参加，住宿酒店、在餐厅用餐、打长途电话、搭乘德士、到裁缝处量身定做衣服、为家中的孩子买新电玩等等。换句话说，香港有经营葡萄酒生意的商业策略，而新加坡只有税收政策。

　　早在90年代末，我就看到香港的商家与政府人员到波尔多参观葡萄酒展，了解展览的举办以及推介香港成为举行首届亚洲酒展（Vinexpo Asia）的地点，这项活动果然在1998年于香港举行。

　　之后，亚洲酒展（拥有这项展览的是法国公司）在2000年及2002年移到东京，因为日本感觉被忽视了。当然，香港又努力去把展览争取回来。不过在2004年，并没有举行亚洲酒展，因为这家法国公司尝试到芝加哥举行美国酒展。
 
　　不过，香港的努力并没有白费，两年后亚洲酒展又回来（酒展单数年在波尔多举行，双数年来到亚洲）。的确，亚洲酒展如今一直留在香港，历经了2006、2008、2010年。

　　今天，香港的葡萄酒生意不只是代理和主办国际展览。自从2008年2月取消酒税以后，拍卖行也陆续进场，在香港拍卖葡萄酒。2010年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，拉菲-罗特希尔德酒庄（Chateau Lafite—Rothschild）（中国最受欢迎的葡萄酒）通过伦敦拍卖行苏富比，直接把酒窖里的酒卖给买家。

　　香港拍卖会上的焦点是三瓶Lafite 1869。成交价各180万港币（23万美元），所有三瓶酒都卖给同一名通过电话竞标的买家。此酒成为历史上最昂贵的酒，打破了1985年由拉菲-罗特希尔德酒庄1787年份创下的纪录。当年，伦敦佳士得拍卖行将这瓶由托马斯·杰斐逊总统签名的葡萄酒以168000美元卖给已故大亨福布斯（Malcolm Forbes）。

　　2010年10月29日在香港文华酒店拍卖的284批拍卖品都完全成交。实际上，苏富比收到了6550万港币（850万美元），远远超过之前估计的1950万港币。葡萄酒在香港取得了巨大成功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陆人。大陆人在香港购买全世界最昂贵的葡萄酒，通过零售或拍卖的方式。

　　因此缘故，新加坡在葡萄酒方面很难与香港竞争。即使我们取消酒税，每瓶酒还得支付7%的消费税。以 Chateau Lafite 1869来说，还需多支付48300美元。